【互联网】中国电商公司如何在非洲打造下一个阿里巴巴?

学员信息

姓名:张同学

参与项目:肯尼亚互联网电商调研项目(2016)

录取学校:卡内基梅隆大学

项目介绍

 

肯尼亚是一个具有潜力的电商市场,但是机遇与挑战并存。张同学的调研,从实际的商业案例出发,致力于用比较研究的方式提供建设性的解决方案,不仅帮助非洲本土电商企业学习借鉴中国模式的经验,也服务”走出去“的中国企业提升竞争力,拓展商业版图。这段难能可贵的经历,也自然成为张同学名校申请之路上的闪亮加分点,帮助他斩获美国顶尖院校卡内基梅隆大学的梦校offer。

 

中国互联网行业的逆天发展速度,正在成为世界级的行业标杆, 越来越多的中国互联网企业在“一带一路”和“创业创新”的政策支持下,正在“走出去”,探索全球市场的无限可能。来自西安的张同学,正是从这个视角切入,关注中国电商企业的出海之路,以非洲市场为案例分析的目的地,调研中国电商企业如何开拓东部非洲(如肯尼亚)市场,以及当地电商如何从中国模式中学习和借鉴并在本土市场中大放光芒。

 

 

张同学的调研兴趣是电商商业模式,中南屋指导老师推荐张同学结合自己对中国电商的认识,深挖肯尼亚的电商发展情况、机会与挑战,以及目前肯尼亚与中国在电商合作方面的实际案例。通过大量的数据搜集与企业案例实景分析,尤其是对阿里巴巴、京东、当当等中国电商知名品牌的解读,梳理出一条可行的调研方案。

通过在肯尼亚一周的实地加线上调研,张同学认识到了肯尼亚民众的消费习惯、物流业发展程度、本地支付渠道是如何影响到肯尼亚本地电商企业的发展。之后,指导老师还鼓励张同学不断思考:中国成功的电商模式是否可以复制到以肯尼亚为例的非洲市场?中国著名的电商企业今后会以哪些方式进入肯尼亚?

 

 

最后,张同学从务实的角度提出了几点肯尼亚电商行业可以借鉴中国电商发展模式的建议:

 

1.参考“天猫”模式。把更多的零售商从线下搬到线上,一方面降低了商户的运营成本,另一方面也为用户增加了选择机会,实现交易双方的双赢。

2.即时通讯。电子商务的一个核心优势来自于便利的即时通讯,交易双方从售前到售后的各个环节均可以无缝对接。在非洲市场,电商平台的通讯方式还没有像中国这样完善。这个细分领域意味着发展潜力和机会。

3.价格杠杆。人口红利驱动下的中国在线消费市场不断增长,在平台补贴、劳动力成本低廉等多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中国的电商用户享受到了更有竞争力的价格。快速成长的非洲市场和不断完善的非洲电商系统,也可以从中国电商的价格杠杆中借鉴经验。

 

结合文献阅读、数据收集和为期一周的实地调研,张同学的调研成果经历撰写、修改和投稿等一系列过程,顺利发表在了非洲商业分析的权威平台How We Made It in Africa上。

 

成果展示

What Kenyan e-commerce firms can learn from the Chinese experience

 

学员信息

 

姓名学校:

– 王同学 上海大学

– 杨同学 南京审计大学

参与项目:肯尼亚医疗卫生现状,及中国医药企业如何走进非洲(2016)

后续发展:

– 王同学顺利拿到顶尖咨询公司麦肯锡的offer,成为了麦肯锡《龙狮之舞》中国企业在非洲投资报告的作者之一。

 

– 杨同学调研采访深度报告获得清华大学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对外传播研究中心首届中非报道奖的最佳健康报道奖,成为34份获奖作品中最年轻的作者,与她共同获奖的还有人民日报、凤凰周刊、中国日报、中国国际电台等顶尖媒体的资深媒体人。

 

 

项目介绍

 

这次的调研课题源于2016年暑假,两位学员(王同学和杨同学)在导师团队的协助之下,分别完成了各自的调研成果其中,王同学的作品《From Aid to business? Chinese medical companies arrive in Africa》发表在中非关系领域富有影响力的国际看平台China Africa Project上,杨同学的作品《肯尼亚真实的医疗现状:极端危险之地,还是懂非国家的模范?》,发表在了立足中美、放眼全球的国际新媒体平台《今日看点》上。

从非洲调研到收获全球顶尖管理咨询公司麦肯锡的offer再到收获中非报道大奖,王同学和杨同学虽然都不来自985高校,但是她们以肯尼亚调研经历为出发点实现弯道超车,通过自身的努力,让梦想变成了现实。

 

在这个暑假之前,两位同学都从未前往过非洲大陆,更对这片土地上的中国企业和中国参与了解甚少。在黄泓翔老师的指导下,两位同学以医药课题为细分方向,深度走访了目前正在东部非洲开展业务的中国医药企业,观察它们的经营现状,分析前景与挑战。这也是第一次有中国青年学者深入非洲,以中国医药企业为例,探究它们在中国走出去中非合作的框架之下,如何开拓市场机会,在与欧美企业的竞争中,找到适合自己的中国思路

 

非洲在许多国人眼中都是“极危之地”,疾病、战乱、抢劫等,然而,这是否是真相?若果真如此,那么今天中国相对发达的医疗技术与产品,能否给非洲带来一些帮助呢?带着这样的思考,两位同学进行了大量的行前材料阅读和采访提纲的准备,采访了大量的相关人士,包括肯尼亚当地政府,肯尼亚本土居民,去非洲援助的中国医生,肯尼亚的各大公立医院和各大医院,国际NGO,贫民窟,在肯尼亚的医疗行业相关的中国企业等,试图从多角度了解肯尼亚的医疗卫生现状。

 

(图: 采访贫民窟里的小学校长)

 

两位同学从中国出发,结合“国际视野”与“中国参与”,通过一段有针对性的课题分析,梳理肯尼亚医药行业的现状与前景,探索中国企业进入这片市场的机遇与挑战,用中文和英文分别在有影响力的国际平台上发表有竞争力的调研成果,提供政策建议。

 

这不仅是一段不可多得的学术历练经历,也是申请之路上极具眼球感的加分项,更是漫漫人生探索成长之路上难能可贵的精神财富。而这样的一段经历,帮助到王同学把握住全球顶尖管理咨询公司麦肯锡在非洲的工作机会,帮助杨同学斩获中非报道领域最有影响力的大奖。

 

(图:在贫民窟里NGO援助建立的医院,采访一位坐了5小时车过来看病的女士)

 

在肯尼亚之旅后不久,刚好国际顶级咨询公司麦肯锡在招募中国调研专员赴非洲数个国家进行调研,了解中国企业在非洲的现状、机遇与挑战。尽管还是本科生,王同学申请并且成功拿到了这样一份短期工作。

 

 (图:在南非与麦肯锡团队)

“他们问了很多我肯尼亚经历的问题。”王同学回忆。作为调研小组中年纪最小的一位成员,她看到同事们有的已经工作了不少年头,他们来自不同的学校,有清华大学,浙江大学,厦门大学,武汉大学等,但王同学发现,调研专员们的共通点是都有非洲的相关经历。肯尼亚的调研项目,为她奠定了扎实的基础。第二次前往非洲大陆的王同学,踌躇满志,用智慧与历练,结合深入的观察和思考,为麦肯锡,也为自己的个性化成长,写下难忘的思辨创新篇章。

 

点击这里阅读王同学的详细故事:从肯尼亚到麦肯锡再到海上钢琴家:一个95后女孩的自由之旅

 

杨同学的调研报告从选题的新颖性、内容的深度性和政策的应用性的角度来说,都是一篇不可多得的优秀成果,斩获中非报道领域的大奖也是意料之中。

 

点击这里阅读杨同学的详细故事:初探slum | 肯尼亚最大的贫民窟——基贝拉 和第二大贫民窟——马萨雷

 

 


过去四年,我曾深入撒哈拉以南非洲的诸多角落:赞比亚的卢布韦平原、乌干达托罗罗的乡村,让人一刻也不能放松的约翰内斯堡,湿热的达累斯萨拉姆,凉爽怡人的基加利……我在那里追逐中国工人和投资者的踪迹。但我一直在寻觅去刚果金的机会。去刚果金!这国名就让人感觉高深莫测。这片雨林同样提供了非洲历史上最丰饶的苦难,至今依然在暴力和无序中挣扎。但是,这并没有挡住中国人全球化的步伐。我所见的每个中国人,无论是在叛军出没的丛林里淘金的湖南人,还是在金沙萨贫民窟里卖小商品的福清农民,或者在战争中适应全球化生意规则的甘肃老板,无一不是全球化时代最大胆的中国人。连一向形象保守的中国国有企业也不能免俗。此文为《刚果金的红与黑》连载第一篇。阅读更多>>

随着中国渔业资源枯竭,中国人将渔网撒向世界各地。西非作为世界上最后仅存的几个渔业资源丰富的渔场之一,吸引了超过400艘中国远洋渔船、数千中国渔民在此捕捞,并开厂加工鱼类产品,同时大量雇佣非洲本地人共同作业。中国渔业变化的轨迹正在非洲循环上演,而渔民的异国命运则难以捉摸。阅读更多 >>

摄影/Yuyang编辑/王崴鸣谢/绿色和平腾讯新闻《活着》栏目出品

扁担梁贴上轨排,工人们立即把铁鹤似的钩子放下,卡住铁轨工字梁。操作员李建明熟练地操作PG32型铺轨机,轻轻提起25米长的轨排,缓缓沿着大臂向前滑动,慢慢下放到筑好的路基上。25岁的约瑟夫和他的伙伴们马上在新铺的铁轨和已铺的铁轨之间加上鱼尾板,拧紧螺丝。不过10分钟,50米新铺铁轨便完美地呈现在人们面前。阅读更多 >>

文/程军

中国企业“走出去”经常上演“过山车”的一幕:项目进行到签署备忘录或者框架协议的时候,才让律师或者法务人员介入。很多中国企业管理层缺乏跨国界的法律思维,认为法律咨询不能直接产生效益,法律意见束缚了决策者的手脚,甚至认为律师或公司法务的作用仅仅是制作法律文件,在出现严重问题的争议解决阶段,又“有病乱投医”,但往往商机消失殆尽,代价巨大。

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八大法律风险防范策略

编者按:由于缺乏跨国界的法律思维和科学的海外投资组织方式,中国企业尤其是资源类企业“走出去”之路崎岖不平。风险究竟在哪里?防范风险的法律逻辑框架如何构建?本文从投资东道国法律环境调研、尽职调查、投资结构设计、境内审批、谈判签约、项目流程管理、文件管理及政治风险等八个方面构建出风险防范的可行性路径。

中国企业“走出去”经常上演“过山车”的一幕:项目进行到签署备忘录或者框架协议的时候,才让律师或者法务人员介入。很多中国企业管理层缺乏跨国界的法律思维,认为法律咨询不能直接产生效益,法律意见束缚了决策者的手脚,甚至认为律师或公司法务的作用仅仅是制作法律文件,在出现严重问题的争议解决阶段,又“有病乱投医”,但往往商机消失殆尽,代价巨大。

理念偏差导致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流程组织上,常常是技术队伍先行,商务队伍次之,最后才是律师或公司法务人员。

轻视法律思维体系构建以及不科学的海外投资组织方式,会让风险伺机而动,甚至全盘皆输。中国企业海外投资主要体现在以下八个方面。

第一类风险:不了解东道国的投资法律环境

The first risk category: not understanding the legal environment of the host country

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常常仅仅被投资东道国的丰富的资源所吸引,轻率作出投资决定。

例如,有很多矿企被刚果民主共和国(刚果(金))丰富的铜、钴、黄金等矿产资源所吸引,仓促进入刚果(金),而缺乏对这个国家的投资环境尤其是法律环境的充分了解,等到进入了这个国家,才发现原矿不能出口,必须对开采出来的矿石进行一定程度的加工。

又如,某个企业准备去柬埔寨种植木薯用来制淀粉,如果没有进行预先的法律环境调研,就不会知道,在柬埔寨,如果公司中的外国股东持股超过 50%,则该公司被认定为外国公司,那么这个公司不能成为柬埔寨土地的所有人。当然这个问题有解决方案,因为通过进一步的调研可以发现,如果以土地特许的方式通过租赁取得使用权,最多可以享有 70年土地使用权。

因此,做海外投资之前,需要对东道国做一个法律环境调研,而法律环境是投资环境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投资环境的好坏,甚至比项目的好坏更为重要。投资东道国的种种法律规定,决定了企业该如何投资,甚至是否投资。

笔者所率领的中伦律师事务所的海外投资团队迄今为止为中国企业进行了数十个国家的法律环境调研。一般而言,需要从东道国法律规定的资本准入制度、投资促进政策、本土化政策、企业形式、产业开发政策、劳动法律制度、环保以及外汇管理制度等方面着手。

第二类风险:缺乏深度尽职调查,不能知己知彼

The second risk category: lack of in-depth due diligence and insufficient knowlege of the transaction counterparty

时至今日,依然有很多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时候,轻信项目合作方的陈述,不对项目做深入的尽职调查。不做尽职调查导致的风险可能是灾难性的,包括收购的资产的合法性以及权属问题,有可能收购的公司有巨大的隐藏债务或者诉讼风险,甚至公司本身已经不再合法存在。

在海外的尽职调查方面,尤其是当涉及到发展中国家、法制不健全的国家的项目时,一定要眼见为实,要特别重视现场的调查。调查方不应仅仅局限于对资料的审查,而且要做非常深入的访谈,与项目公司的管理层、员工进行访谈,特别强调与投资东道国的政府部门进行访谈,从而发现项目本身可能存在的且通过简单的书面资料审查发现不了的问题。

第三类风险:不认真设计投资结构,不设离岸公司,导致收益风险

The third risk category: lack of rigor in structuring the transaction, leading to economic losses

在参与的海外投资的项目中,我们常常能见到简单化处理投资结构的案例。中国企业用境内的公司直接作为股东到投资东道国设立项目公司,不愿意为这个投资项目在某个国家或者地区设立离岸公司,而作为境外项目公司股东的中国公司可能是一个大型央企或者是一个上市公司,这样简单化的结构无论是在税务减免、投资企业责任规避、还是投资撤出的便利性上都可能遇到较大的问题。

2008年,笔者参与的一家上市公司在境外直接设立的电信公司的转让项目,就出现了这样的问题。该项目由境内上市公司与投资东道国政府直接设立,由于投资结构过于简单化,在转让过程中遇到三个问题:首先,由于电信行业的特殊性,项目的转让必须得到东道国的电信部的批准,批准过程既费时又费力,导致很高的沟通成本,从而大大延缓了交易时间;其次,该东道国对投资的资本溢价征收高达 20%的资本利得税,假如转让溢价为 2亿美元,则需要缴纳高达 4000万美元的资本利得税,这是一笔巨大的损失;第三,由于转让主体是国内的上市公司,涉及到很复杂的披露问题。

如果这个项目在当初投资时,在中间设立一层或者二层离岸公司,在转让时,直接转让中间的离岸公司,不仅仅不需要经过东道国的审批,还可能省掉大额的资本利得税(很多离岸地如香港是没有资本利得税的)。所以巧妙设计投资架构可以大大减少利润损失风险。

第四类风险:逃避境内主管部门的审批,导致合规风险以及项目转让时的瑕疵

The fourth risk category: circumventing Chinese domestic approvals, leading to compliance risks and defects when transfering the project

根据法律,中国企业去境外投资,必须在相关主管部门如国家发改委、商务部进行审批,去国家外汇管理局备案。根据投资企业情况和投资领域的情况,一些项目还需要报备国资委、国土资源部等相关部门。

很多企业急于在海外拿到项目,或者觉得境内的这一套审批程序耗时费力,往往逃避境内审批,直接用境外的资金进行投资,直接在境外设立用于投资的离岸公司或者项目公司。前期看来,似乎效率高,省了不少事。但是撇除由于不合规导致的处罚风险不谈,在项目希望上市或者转让时,由于前期没有进行合法审批的问题就构成一个不大不小的瑕疵,可能给项目上市或者转让带来一个极大的麻烦。交易所或者项目受让方可能据此认为未经中国境内主管部门审批构成一个瑕疵,因此延缓上市或者给转让造成困难。

因此,企业在海外投资的时候,不要轻视境内审批这一环节,考虑到审批的过程较长,建议企业多与相关部门进行提前深入沟通,充分准备相应的材料。

第五类风险:不重视谈判签约,给自己制造交易陷阱或者违约风险

The fifth risk category: not attaching importance to negotiations and contract documentation, leading to structural traps and an increased risk of default

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有不少是跨行业投资、脱离主业投资,对于海外投资的行业(例如矿业领域)不熟悉,在谈判和签署合同的时候由于不了解相关行业的细节,临时招募的团队又不能充分发挥其作用,从而出现在项目谈判时忽略项目的细节。此外,中国企业急于拿到项目,可能还作出一些不可能实现的承诺,例如承诺一些不现实的工期和项目进展计划,最后给自己造成违约风险。

此外,在谈判的过程中,中国企业往往可能相信投资东道国的官员所作出的一些口头承诺,不将这些承诺落实到文字,最后由于该官员离职等原因导致承诺不能兑现。

在谈判签约中,如果合作方是外国国家,中国企业往往不了解签署“国家合同”的特殊性,而面临一系列风险。国家合同是指由一个国家和一个外国私人投资者签订的合同。有时也被称作经济开发协议,主要适用于石油、矿业以及其他资源开发领域。在国家合同中,一方是私人,另一方是东道国国家,而东道国国家具有主权国家和商事主体的双重属性。这种合同中,具有主体的不平等性:国家具有立法权、司法裁判权、征收权等主权。就内容而言,这类合同既涉及商业权利义务的分配,也涉及东道国行使经济主权的内容,例如授予特许经营权、给予税收或者关税减免。

在这类国家合同中,在选择管辖法律以及争议解决结构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其与一般商事合同的区别,尽量避免东道国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还当规则制定者的情况。此外,还要避免东道国政府所做的承诺因为违反本国宪法而不能兑现的情况。

第六类风险:轻视项目流程管理,造成谈判失利或者项目前期的违约风险

The sixth risk category: neglecting proper project process management, leading to negotiation setbacks and delays and default risks in the early stages of the project

海外投资前期筹备、谈判签约、交割后的项目实施是一个系统工程,必须有严格的项目流程管理意识。从一开始接触签署保密协议、独家谈判协议到组织尽职调查、企业内部审批以及到交割,都必须有严格和周密的计划,提高组织和决策的效率。

很多企业在与合作方签署一个备忘录或者独家谈判协议之后,开始走企业内部审批,然后是集团审批等冗长的程序,由于事先与上级企业沟通不够,在独家谈判期限到期之后内部程序尚未走完,最后项目被第三方抢走。还有些企业在拿到项目基本信息后,立即开始着手在国内寻找合作方,而忘记保密义务的重要性,导致违反保密承诺。此外,在中介机构的聘请上,片面相信国际大牌机构,而国际大牌机构往往将相应工作转委托给当地的中介机构,工作成果差强人意。上述种种,都可能影响项目的效率,甚至导致项目的风险,必须通过企业认真组织流程,聘请真正专业的中介机构才能避免。

第七类风险:法律文件管理混乱,导致项目退出和诉讼时由于证据不充分等而失利

The seventh risk category: inadequate management of legal documents, leading to difficulties when exiting or in connection with the litigation of disputes

笔者在海外进行过数十个中国境外企业的尽职调查,很少看到法律文件和资料管理规范,分类清晰的企业。往往是文件和资料十分混乱,且没有归口管理,文件资料分布在不同的部门,还有很多企业的重要的法律文件和资料缺失。

这种情况的后果是,在遇到需要将项目转让的时候,无法迅速应对受让方的尽职调查。接到项目受让方的尽职调查文件清单时,才发现好多文件找不到,不得不临时补办,工作变得非常被动。此外,由于不重视法律文件的管理,一旦遇到在境外的诉讼,往往发现相关的证据由于没有保管好,在诉讼时非常被动,面临败诉风险。

第八类风险:政治风险

The eighth risk category: political risk

政治风险与法律工作密切相关。其一,政治风险往往以法律风险的形式表现出来,外国的政府在违约之前,在进行国有化或者征收之前,往往从签署的合同或者外国投资者履约过程中找毛病,如果投资企业与外国企业或者政府签署的协议有一点不符合该国法律甚至宪法以及国际条约,或者在履约过程中有一定违约的行为,就会被东道国政府作为把柄,要求修改或者终止协议。

其二,政治风险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通过投保的方式来获得救济,能够承保这类风险的机构在国内有中信保,在国外有世界银行下设的多边投资担保机构 MIGA。在遇到政治风险的时候,这类保险机构可以给予赔偿。

 

【作者介绍】

程军

中伦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海外投资组负责人,法国巴黎第一大学法学博士,是华人世界中为数不多的拥有中法两国执业资格的律师,多次被钱伯斯评为中国海外投资专家,在矿业、能源、大型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海外并购等领域经验丰富。他与国内众多大型国有企业、政策性银行,以及中非发展基金有着长期的合作,业务涵盖非洲、东南亚,以及中亚等大部分中国海外投资目的地。

中伦律师事务所

中伦律师事务所海外投资团队由具有法国、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律师资格的律师组成,已建立了全球律师合作网络。该团队海外投资经验丰富,业绩优异,投资项目涉及刚果(金)、刚果(布)、津巴布韦、坦桑尼亚、尼日尔、中非共和国、几内亚、利比里亚、马里等数个非洲国家,以及澳大利亚、格鲁吉亚、蒙古、越南、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秘鲁、加拿大等石油、矿产资源丰富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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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胡剑龙

在全球发展中国家的工程承包市场上,巨无霸的中国国企的主要对手往往是另一家巨无霸的中国国企。他们陷于无序竞争中。

艾萨克是乌干达东北部靠近肯尼亚的边境城市托罗罗(Tororo)的执业律师。2014年8月28日,在镇上一家酒店的草坪上,他道出自己的疑惑:这些以“C”开头的企业,听说都是中国的国企,为什么会为抢项目不惜大打出手?

“他们每一天都在吵架。”(they are fighting,fighting everyday)。他的双手在空中划动了两次。“他们”是两家中国国企:中国港湾和中国土木。

乌干达最有名的杂志之一《独立》(The Independent),8月刊的封面报道就是中国港湾和中国土木的丑闻,标题《80亿美元铁路合同乱象》。

2012年1月,中国土木与乌干达交通部签署框架性协议,以17.5亿美元的价格,获得该国一个铁路项目。但是,项目尚未启动,另一家中国央企在私底下报出了一个更低的价格:12.5亿美元。2013年4月,乌干达政府撕毁之前的框架合作协议,转而与中国港湾签署了一份新协议。

2014年7月,中国土木起诉乌干达交通部部长,并取得阶段性胜利,这个铁路项目因此引发了乌干达政坛的一场小规模危机。乌干达总统穆塞韦尼在7月25日举行了一场紧急会议,面对自己的内阁成员,他对该项目的混乱表示十分恼火。

中国企业在乌干达的无序竞争,让我这位在曾经从事腐败调查报道的记者大开眼界。而艾萨克的问题让人尴尬,如何解释中国国企的行为边界,显然是个相当深奥的话题。我只能简单的敷衍他:国企也是企业,他们也要利润啊。

乌干达现有铁路是1900年设计的一米宽的窄轨铁路,最重只能承载15吨货物,时速为40公里,且由于年久失修,目前时速仅为15公里。而处于争议中的项目,则是东非铁路网的一部分,通过它连接卢旺达和刚果(金)以及南苏丹与肯尼亚。竣工之后,乌干达将是东非铁路的枢纽,而它也是中国新一届政府野心勃勃的非洲基础设施投资计划的一部分。

东非铁路整体规划从蒙巴萨出发经内罗毕到乌干达。从乌干达分为两路,一路向北到南苏丹,另一路向南从乌干达首都坎帕拉到卢旺达,经布隆迪最终到达坦桑尼亚。规划全长2700公里,预计总造价250亿美元。

今年5月份,当李克强总理访问非洲时,出席了蒙内铁路(蒙巴萨到内罗毕)铁路项目中肯共同融资协议签字仪式。中国媒体乐观地表示,铁路的建设将把中国的资金、技术、标准、装备制造和管理经验带入非洲。

而中国媒体未报道的另一面则是,在李克强抵达之前,为争夺蒙内项目,另两家中国国企中国路桥和中国铁建,几乎每天都在当地的主流媒体上轮流抹黑对手。

东非铁路项目只是冰山一角。2010年,中国成为海外工程承包量全球最大的国家。2011年,中国企业在海外承包工程合同额达到1565亿美元。

如果从另一个角度来解释这个数据,全球工程承包市场,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中国企业面临的对手其实就是他们的同胞,特别是几家巨无霸的中国国企。

去年11月,当我在赞比亚南部省的一个火电站工地采访时,乙方中国电建的一位项目经理告诉我,他们在2011年与赞比亚能源部签署了开复伊拉峡水电站的开发协议。但是,另一家中国企业介入后,赞比亚政府宣布,重新对该项目招标。这也意味着,中国电建所有的前期工作都打了水漂。

水电项目则是另一个重灾区。由于多年的过度开发,中国的水电资源已经日渐枯竭,大批水电建筑企业面临痛苦的转型。同样是在赞比亚,中国水电十一局赞比亚公司一位不愿具名的副总透露,海外业务对利润率的贡献已经达到50%-60%,如果在这块市场稍有闪失,公司将面临亏损。

更重要的是,类似于水电十一局这样的国有企业,历史包袱沉重,员工动辄上万,养活这些职工,意味着他们必须尽一切可能在国外多拿项目。此外,虽然是国有企业,国资委每年对监管的国企也有经营指标的考核,国企负责人为了自己的数据上更好看,也必须拿到更多项目。

恶性竞争的魔咒就此形成。8月底,在乌干达首都坎帕拉,一位中国水利电力对外公司的中层说:“不管三七二十一,拿到项目再说。现在很多公司的报价,我们都知道,根本是做不下来的。那怎么样?只能层层转包,一点点的抠。”

理论上讲,中国驻外使馆的经参处负责中资企业的利益协调。但是,无论从人手,还是积极性,至少在非洲大部分地区,经参处在这类角色上,可有可无。此外,中国工程对外承包商会名义上也有监管的权利。事实上,我从相关渠道了解到,这家与商务部关系密切的民间机构,对会员企业之间的恶性竞争亦十分头痛,但无能无力。从行政级别上,它只是正局级,而下属的会员企业,比如中国三峡,便是副部级的国企。在等级森严的官僚体系里,中国工程对外承包商会也只是个小角色。

乌干达由于有丰富的水电资源,成为中国企业的新战场。而残酷的竞争、不择手段的互相诋毁,让内部人也觉得目前的格局不可持续。一位在乌干达的中国记者曾对我感叹:“他们甚至找到我,说能不能把几家水电企业拉到一起,好好坐下来谈谈,说这样下去不行。”

走出去的中国企业肩负着神圣的使命与责任,其一言一行与国家形象紧密相连。从这个意义来看,无论是“打造中国好企业”,还是“成为中国好伙伴”,企业的责任出海与我国可持续大国形象的树立,都需要同时上路、并肩而行。

“一带一路”涉及国家外交、国际经贸合作、对外投资和发展规划等诸多方面, 是一项目标宏大的中国国家战略。企业不仅要考虑存在的经济风险,更要考虑东道国对我国对其投资的心理认同和接纳程度。 一些国家担心我国大量具有价格优势的中国制造商品通过“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打入其国内市场,致使当地基础薄弱的民族产业丧失竞争力,同时也担心大量资本流入导致其国内金融秩序混乱,最终沦为中国经济的附庸。

要消除相关国家对此产生忧虑、抵触甚至排斥心理,就需要走出去的中国企业更加明确地传递“尊重平等、互利共赢”的经营理念, 创新海外投资模式和运营方式,以成功的商业运营树立自身良好的品牌形象,赢得东道国政府和人民的信任与尊重。

1 转变观念以可持续发展理念为统领是前提 企业在海外运营中,树立和维护良好的企业形象,首先要牢固树立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兼顾考虑项目的经济性、环保性和对当地社会民生的改善,以诚意和行动改变国际社会的认知。其次维护和改善形象不是哪一个部门、哪一个人的工作,必须纳入公司海外战略统筹考虑和规划。 走出去企业要勇于旗帜鲜明地提出“平等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发展理念,通过实施具体的商业合作项目,用看得见、信得过的成功商业项目运作,打消疑虑,深化各国对“一带一路”所倡导“开放合作、和谐包容、市场运作、互利共赢”原则的理解和支持,筑牢合作根基。

2 守法合规熟悉并自觉遵守国际规范是关键 以往的教训是,由于个别走出去企业没有较好地尊重当地的法律法规而受到处罚,造成对中国企业整体形象的负面影响。商业运营的底线是遵纪守法,走出去企业更要严守三条“红线”:即本国法律法规、东道国法律法规以及国际规范和惯例。 特别要重视各国法律制度体系的差异性,高度重视并自觉遵守以往发生争议较多的当地有关环境保护、劳工权益等方面的法律法规。这是保障走出去企业成功的关键。

3 创新管理开展环境和社会风险管理是保障 海外投资最大的风险不仅限于项目经济性本身,其所涉及的环境影响和社区影响也会成为制约企业海外发展的重要风险因素,我们统称为“软环境影响”。 近些年来,西方跨国公司在跨国投资中引入了“社会资本投资管理”的概念。就是说,企业要想在一个地方获得长久的发展,必须从商业项目的投资中拿出必要的预算开展有助于当地经济社会条件改善的项目,包括环境与生态的保护、社区福利事业等,这部分投资与项目投资一样都是风险管理必须付出的成本,不同的是它不直接产生商业利益回报,但可以改善企业的投资环境。

4 提质增效向产业链的高端价值转移是出路 “一带一路”横跨亚欧大陆,涉及三大洲四五十个国家。在打造走出去“升级版”进程中,中国企业走出去要探索投资合作新模式,大力推动新兴产业合作,实现向产业链高端价值目标转移。 提升加工制造业的技术含量和创新价值,突显“中国创造”概念。采掘业等要突出生态文明理念,加强生态环境、生物多样性和应对气候变化合作,共建绿色丝绸之路。加强与沿线国家在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新能源、新材料等新兴产业领域的深入合作,同时优化产业链分工布局,推动上下游产业链和关联产业协同发展,促进产业集群发展。 在合作中切实让东道国看到诚意、见到实惠,在合作中实现企业自身和当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同步提升。

5 战略投资社区参与实现共建共享共荣是基础 作为海外投资重要的利益相关方之一,企业走出去必须尽快熟悉和学会与“社区”打交道。一直以来,很多中国企业走出去习惯于保持低调,不善于沟通。这导致当地民众对中国企业一直有一种神秘感和陌生感,认知度和满意度也不高。 与此相对应,一些西方跨国公司提出要“做社区的好邻居”的说法,把传统单一捐钱做公益的做法转变为与社区居民和当地政府一道来商讨社区建设规划,让当地居民更好地分享企业的商业投资成果。 如此, 传统上的社会公益就变成了有目标、有规划, 响应当地亟需和切实改善民生,有监督、有实效、有认同的共同参与、共同建设、共享价值创造的过程,可以极大地增进中国企业与当地居民的情感纽带和文化认同,为海外项目的可持续发展打下坚实的社会基础。

首钢秘铁(Shougang Hierro Peru)是秘鲁唯一一家正运营的大型铁矿,也是中国第一家在南美的矿业投资,刚刚入选“南美企业百强”。然而,首钢集团这家下属公司的境遇令众多海外研究者迷惑——它面对着长达二十年、似乎无解的劳工纠纷,甚至不得不与政府官员走上法庭。在秘鲁劳工部看来,由于花在法庭诉讼上的钱远远少于工会的要求,首钢这样的大公司往往通过法律手段解决政府、工会的诉求,首钢却觉得自己有天大的冤屈。

从1993年,中国首钢来到秘鲁投资,建立中资矿业公司"首钢秘铁",至今已有20年。作为秘鲁唯一一家正运营的大型铁矿,也是中国第一家在南美的矿业投资,首钢的遭遇令众多研究者迷惑——它几乎面对着长达二十年的劳工纠纷。

“首钢在秘鲁矿业公司里无论是环境还是工人待遇方面,虽然不是最好的,但也绝对不是最差的。”辛迪亚·桑本是秘鲁研究中国投资的著名学者,和她一样困惑的还有美国学者阿莫斯。

2012年12月,阿莫斯撰写了一份首钢秘铁调研报告,直到发表,他的心里还是疑云盘踞。他发现,无论是工资水平,工作条件,还是环境污染,首钢都并不比其他秘鲁同行们差——然而报告也指出,首钢确确实实有着全国最突出的劳工矛盾,其体现在特别频繁的罢工之中——有些年份,首钢秘铁的罢工可以超过40天。

“我不能理解首钢为什么不愿意跟工会谈判并满足他们的那些需求,像每年都有新的工作服,每人每天一盒牛奶,其实并没有那么昂贵。要知道,每天的罢工会造成整个公司的停产,即高达50万美元每天的损失。”

阿莫斯的论文留下了一个巨大的谜。谜团里徜徉的其实是整个国际社会对中国海外扩张故事的疑惑与神思。

扭亏为盈与“坏名声”

1952年,急于发展能源经济的秘鲁政府与美国的马尔科纳矿业公司签订矿业授权协议,开始了马尔科纳铁矿的开采。1975年,左翼军政府上台,秘鲁政府将此矿业公司国有化,更名为秘铁。由于这场意外的变故和经营不善,秘铁失去外国的钢铁供应合同,眼睁睁地看着利润暴跌,在上世纪90年代变成每年耗费政府五千万美元预算的亏损巨头。1992年,为了将负债变回资产,同时也为了实现新自由主义主张,藤森政府决定私有化秘铁。

1993年,首钢在投标中胜出,获得了98.52%的股权,开始了对秘铁的经营。这是中国在拉美第一个海外投资项目,首钢秘铁正式诞生了,成为了目前唯一一家在秘鲁开采的大型中资矿业。

很快,马尔科纳铁矿重新焕发生机,首钢将一个1992年亏损三千两百万美元的烂摊子变成1993年一千多万美元盈利的聚宝盆。

首钢也开始面对着长达二十年的劳工纠纷。

根据对相关学者、政府部门和工人的采访,首钢秘铁在劳资关系上饱受争议,主要问题包括改善劳工待遇缓慢、员工福利与公司利润增长不相称。上至秘鲁劳工部,下至利马大学相关研究领域的教授与学生,乃至于西方的研究者眼中,首钢的企业声誉不尽如人意。

在阿莫斯等西方研究者看来,首钢真正的困境是它对自己的投资承诺反悔及对工会实施高压态度。

许多秘鲁人将首钢紧张的劳资关系归咎于其1993年开除大量工人。根据《纽约时报》等媒体的报道,首钢的劳工纠纷始于首钢的官员在到达马尔科纳后将员工裁员至一半并带来中国员工以代替之。然而对首钢来说,实属冤枉。在首钢到来之前几个月,秘鲁政府已经将那些工人开除了。

实际上,跟许多大众认知不同,早期的摩擦并不是二十年纠纷的根源,无论是秘方还是中方都承认,首钢秘铁的前三年是“蜜月期”。直到今天,秘铁的工会成员对首钢1993-1995年间对工会要求的重视态度赞不绝口。那么,首钢是怎么样走到今天的状况呢?

“首钢的案子是典型的由一份糟糕合约开始的悲剧。”一位秘鲁矿业部的退休官员说。

合同与变脸

上世纪90年代的国企改革在中国和秘鲁都不是一帆风顺,腐败和管理失误在双方都屡见不鲜,作为其中一个后果,首钢和秘鲁的官员在首钢秘铁成立之际即给它套上了一个巨大的财政负担。在阿莫斯看来,这个负担是首钢与工会关系破裂的重要根源。

当首钢收购秘铁时,它支付了1.18亿美元并承诺到1995年为止在矿上投资1.5亿美元。这是一个非常慷慨的承诺:首钢的投标价是起始价(两千两百万美元)的五倍,对矿区的承诺投资是起始价(六千万美元)的三倍。

实际上,到1999年投资合约因一千二百万美元的罚款结束为止,首钢只对矿区投资了约八千万美元。

根据研究,工会对首钢违约的愤怒和社区建设、CSR(企业社会责任)毫无关系,他们指望着这笔对矿区的投资来现代化这个矿山。即便是对首钢最苛刻的秘鲁批评者也没有认为首钢应该在社区建设上花1.5亿美元,但是他们期待这个钱被用到这个矿本身。工会期待这笔投资被用来购买更新、更先进的设备、机器,从而保障他们的作业安全、提高生产率以及扩大就业。几乎每年,工会都会向公司提出包括工作条件之类的一系列要求。

1996年初,在连续三年对工会的要求大范围满足之后,首钢开始强硬拒绝工会的要求。态度的转变成为首钢劳工关系的拐点,首钢为了降低人工成本,拒绝了工会的要求。

工会决定进行罢工抗议,首钢开除了四个工会领袖。其中的一人后来加入了秘鲁国会并成为劳工部部长。

首钢没有履行的投资承诺不只导致它和工会关系的破裂,也被认为是首钢在秘鲁相对高的事故发生率的原因。根据一些研究者及本刊记者的采访,工人们认为老化的设备是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当然,设备的老化不能完全怪罪于首钢,因为秘鲁政府自1975年国有化秘铁之后,便对老化的设备放任不管。

为什么1996年首钢的态度会发生如此巨大的改变呢?剑桥大学的学者鲁本指出,当时首钢母公司在国内经营的不善是导致首钢秘铁态度转变的重要原因。

上世纪90年代的首钢进行了大规模的海外扩张,而那些海外工程却面临了困境。由于首钢在当时连续十年的卓越表现,中国领导人决定对这个领头羊企业赋予特殊权限:他们允许首钢自行集资并使用这笔资产进行并无严格监管的海外投资。很遗憾,对于当时首钢领导人周冠武和秘鲁而言,这次试验都经历了硬着陆。中国在当时已经钢铁过剩,钢铁和铁矿石的价格一落千丈。这样一来,首钢就失去了海外铁矿石生产的动机。学者麦特费成在1999年就指出:“基于中国的钢铁需求状况,秘鲁的投资会被继续下去本身便是让人吃惊的。”学者爱德华斯坦菲指出,免费的资本让中国国企的领袖做出了低效率的投资,而首钢就是这样的一个灾难性例子。

尽管母公司并未坍塌,首钢在秘鲁的承诺却成为了一个极其不划算的买卖。首钢被迫用前十年的盈利来支付这笔1.18亿的收购,加上矿价低迷,首钢已经没有钱了,但是秘鲁人却还眼巴巴地指望着它来支付1.5亿的对矿投资。

与劳工部的角力

据秘鲁劳工部冲突调解部门介绍,首钢是令他们最头痛的劳工纠纷案例之一,理由是首钢对待工会的强硬、消极的态度。部门一负责人介绍,涉及到工资及工作条件,这种冲突的唯一解决方案是由当事公司与工会之间协商达成一致,然而,多年来,首钢在多年的该类冲突中没有采取主导的磋商姿态,工会人员也缺乏相应的谈判能力,因而出现了双方完全谈不拢并且分歧巨大的罕见情况。他们分外头痛,也十分渴望理解中国公司的文化和行为。

“根据我们的评估,首钢目前的工作条件及待遇确实低于部分同行业公司,工会所要求的权利也是合乎情理的,只是和现状差距大,加大了双方达成一致的难度。”秘鲁劳工部冲突调解部门的帕斯卡说。

在过往,当首钢与工会达不成一致,这类矛盾往往会由地方政府劳工部门裁决。根据相关劳动法规定,关于薪水、工作待遇等内容,应当由公司和工会之间自行谈判达成一致,政府不应干涉。然而,如果矛盾冲突升级到影响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程度,政府可以干预并对工资升幅一项做出判断意见以调节矛盾,但是对于工作条件等,政府没干涉的权力。

然而,面对着首钢这样长时间而突出的劳工纠纷,秘鲁劳工部准备扩张自己的权力。2011年7月19日,随着014总统令的颁布,法律赋予了劳工部一项新的权力:如果公司与工会任意一方在谈判中体现出消极、不愿意协商的态度,那么可以由劳工部实施仲裁性质的裁决或由第三方进行强制仲裁来判断所有被提出来的项目——包括工资升幅,也包括其他条件。

014总统令被颁布的时候正值首钢2011年劳工纠纷仲裁。因工会不满意仲裁结果申请了实施新法令,因而针对首钢的第一次仲裁发生了。根据对首钢负责人的采访,由于裁决已经结束,而且他们觉得这是一种倒施法律,首钢不接受强制仲裁,并将劳工部一位相关负责人告上了法庭。

至今,仲裁的结果未能公布。

在秘鲁劳工部看来,由于花在法庭诉讼上的钱远远少于满足工会要求的钱,首钢这样的大公司往往通过法律来与政府、工会的诉求抗衡。然而,首钢却觉得自己有天大的冤屈。

“我们不得不告他。”首钢秘铁总经理孔爱民对本刊记者说。在孔爱民看来,由于考虑自己的政治仕途,秘鲁的许多官员政客一心要偏袒工会,而对首钢的很多行为违背了法律,首钢只能通过坚守法律来保护自己。

首钢秘铁的苦水

对于记者提供的西方学者观点,孔爱民苦笑不已。1999年就来到秘鲁的他,认为这些观点,不少基础事实错了,有些没有错的事实也被西方错误地解读了。他指出首钢一直在投资更新设备并取得了长足进展,没有实现投资承诺也有“钱投不下去”的其它原因。对于与工会的僵持,他更是有与外界完全不同的看法。

“不是我们不愿意和工会谈,谈判的前提是条件的合理性,这是马尔科纳矿区劳工的特殊性和现状。”孔爱民说。据孔爱民介绍,首钢秘铁有四个工会,他们主要与其中的工人工会不能达成谈判,其他的工会基本每年都能直接谈判签约。而工人工会提出的条件是企业不可能接受的。

据孔爱民介绍,首钢的工会反复无常,总是对已经达成的协议反悔,提出许多首钢作为一个企业不可能接受的要求。因此 ,从2002年起,首钢就无法与工人工会达成一致。

孔爱民回忆,在最新的一次谈判中,连续谈判3天,已经是星期六深夜,好不容易与工会谈判取得初步一致,他刚想回家休息,不想工会代表又折了回来。工会代表跟他讲,职员们对谈判的结果不满意,要求重新谈。当时孔爱民十分生气。“不是已经谈完了么?你们怎么能这样呢?”最后双方周日凌晨才签约。

据孔爱民介绍,首钢对工会和秘鲁社会系统存在了一个逐渐认识、逐渐学习的过程,面对一个永远不知道满足的工会,一群以斗争作为自己的生活方式并为自己政治仕途牟利的工会领袖,首钢秘铁还能怎样呢?孔爱民至今仍记得最开始在员工聚会时一桌一桌给大家敬酒的情形和想跟大家和睦相处的热情。十载来的这些风风雨雨和不能理解,逐渐寒了他和许多中国管理者的心。

“我们不希望罢工,也想避免罢工的损失,那些损失不只是公司的,也是工人的!也是秘鲁政府的!劳资矛盾是永恒的,永远各执一词,关键是要有公正的评论好坏的标准!如果秘鲁政府设立明确的法律规定和标准,说好每年工资升幅等具体怎么办,我们首钢一定执行!但是没有啊!”孔爱民感叹秘鲁社会系统的不完善给企业的经营增添了不少烦恼。

然而,劳工部没有设立这类规定的意向,因为他们不觉得这是正确的做法。

“政府行政命令不应该干预到公司与劳工的谈判,那些应该由他们自己协商解决。”帕斯卡说。在他和劳工部看来,首钢的工会并不是一所特殊的工会,而公司与工会之间往复谈判切磋也是一项很正常的事情,所有公司都要面对,而首钢也必须学会适应并调整其对待工会的策略,毕竟,并不是秘鲁所有的矿业公司都会有首钢这样糟糕的劳工关系。

在秘鲁,中国矿业投资在成长

虽然将大量精力投入在企业社会责任上,首钢秘铁却很难改变自己的骂名,这让他们觉得非常冤枉。所幸有国际矿价走好带来的经济效益,首钢仍坚持前行。 很快,首钢将投资十亿美元,试图将生产从目前年产一千万吨翻到一千七百万吨。秘鲁政府已经批准该矿的扩张环境许可申请。此外,如果铜价和锌价继续上升,首钢可能也会开始进行本矿区这些金属的开采。

工会领袖对这种扩张持谨慎态度。随着这些扩张,首钢秘铁将增加四百名员工到它的工资单上,但首钢还未在这些项目上获得工会和社区的支持。根据本刊记者了解,有些工人担忧这种扩张不会让首钢提升对工人的待遇,只会加速消耗矿区的资源。

首钢秘铁也并不期待自己的劳工纠纷可以随着投资的扩张得到解决。根据不愿意透露姓名的首钢秘铁领导透露,随着秘铁的扩建,员工数的增加,届时劳工问题可能会变得相对更加严重。 与此同时,中国矿业投资正在秘鲁飞速扩张。根据秘鲁时报报道,在未来五年中国的秘鲁投资将达到一百亿美元,其中大部分是矿业投资。

有着首钢的教训,新的中国矿业投资者在秘鲁小心前行。此刻在秘鲁,另一个大型矿业项目,中铝的摩罗科查铜矿项目吸引了大量的眼球:它正在将一座五千人的小镇从矿山上移到另一个新城,这在整个秘鲁也是史无前例的举动。目前,该项目进展顺利,根据矿业部的采访,90%的居民愿意搬到条件更好的新城。在矿业部眼里,中铝项目是和首钢项目相对的,中国矿业投资的积极范例。 不同于首钢,中铝雇佣了大量秘鲁及国际管理人员来构建自己的运营团队并对社会各方进行了大量的沟通工作。开采还远远未开始,他们已经投资了大量的金钱和资源来建立新城镇、污水处理厂等设施,也因此他们获得了大量的好评。

不过,对于该项目的未来,怀疑的声音依然存在。一位首钢的官员在此问题看法上与劳工部一名冲突调解员如出一辙:开采开始后,由于不像首钢一样拥有自成一体的开采-港口运输系统,中铝可能会在生产到运输的方方面面上面对比首钢更大的困难。

“该项目开采后会如何,要看中国公司的学习能力了。”劳工部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调解员说。

近年来,中国海外矿业、能源业的大范围扩张伴随着大量的社会、环境冲突,引起世界瞩目。远在美国的哥伦比亚大学,此刻一个与上海证交所合作的研究项目也刚刚起步:该项目将涉及中国海外开采业上市公司关于环境、社会矛盾的信息披露问题。

“我们希望通过来自中国国内的知情诉求与监督,中国海外企业能够更好地改善自己的行为。”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杰尼克·雷登说。他是国际开采业领域最富威望的律师之一。

房地产在肯尼亚是一个蓬勃发展的行业,吸引着个人和机构投资者以数百万美元计的资金不断地进行投入。中国江西新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旗下子公司Sultan Palace Development在肯尼亚兴建豪华海滩度假村项目,看好当地市场,但瞄准的目标买家并不是中国人。阅读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