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南对话第七期 | 闯非洲、搞创业、做学术…这个高中生,站在了共享经济的风口

小南知道,有许多朋友都有“改变世界”、“反抗不平等”的“梦”,而你们也知道,“改变”其实有许多种。

今天的主人公,成长在新疆、游历过中亚,在多文化的氛围里,“人的偏见”、“信息与文化壁垒”都让他深有感触。

后来,对商业和经济感兴趣的他,又恰赶上了“共享经济”的发展大潮——高中期间,他尝试过创业,搭建共享信息平台;尝试过在美国大学教授的指导下做学术研究;还带着这个问题去了非洲,接触到了最鲜活的信息:有非洲司机的大罢工,有最前沿的共享信息创业平台……在这些旅程中,他不断发现着这个世界的种种“不对称”,也寻找着可能的解决办法。

改变的发生只会迟到,从不会缺席。从中国到非洲,再从非洲到美国顶尖的文理学院,这个即将高中毕业的孩子,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飞机落地肯尼亚首都内罗毕,还未满18岁的潘锦豪结束了漫长的独自飞行。

早早等候在机场的中南屋导师阿光,接到锦豪放下行李后,带他去了内罗毕一家著名的印度餐厅吃饭。饭桌上,阿光终于压抑不住自己的好奇。

“锦豪,你很特别,很多同学在来非洲之前,他们和他们的父母都会问我们很多关于非洲当地的安全、生活、经济、治安等等各种问题,但是你和你的爸爸妈妈却非常放心,都没有怎么问我们问题。你真的不怕来非洲吗,为什么都没有问我们这些问题呢?”

“我已经看到我身边的人来过非洲了,比如你们还有我的老师,我相信他们可以的话,我一定也可以,所以就不用再问什么了。”锦豪回答。

回忆起这件事,阿光印象深刻,“当时就觉得这个孩子想事情很清楚,非常棒。”

 

新疆人不是都骑马上学 美国商人在东南亚做的也不是慈善

离开成长的新疆时,锦豪还在上小学。他随父母回到老家浙江继续读书,却发现这里的孩子们对新疆的印象竟然大多是“未开化”。他们会问,“新疆人是不是都骑马出行?”“他们是不是都很野蛮?”

在新疆安稳成长起来的他,第一次发现人的认知偏见是如此严重,“他们会选择性忽略,然后只看得到极端的现象。”这让他很早就有机会明白,人自己的偏见,往往局限了自己。

因为父母与中亚国家做外贸生意,有很多来自中亚的客户,“他们给我带当地的民俗风情的小东西,讲当地的市场是怎么样,小孩成年后做什么事情……”初中毕业那年,他和父母一起到乌兹别克斯坦,在当地朋友的带领下还有幸参加了当地人的婚礼。

 

▲ 在乌兹别克斯坦旅行,领略中亚的壮美 摄影 | 锦豪

 

“他们不会说英语,我又不懂俄语和当地语言”锦豪笑说,但就是这样,谁也听不懂谁,他硬是被拉到人群中央跳舞,热情的当地人手把手教他基本动作,“所有人带着我跳,围在一起,非常有趣。”这件事让他至今印象深刻,甚至写进了美国大学的申请文书。后来,父母在非洲的苏丹、乍得开工厂,长期在外的舅舅也会讲起非洲的情况,“他说的和国内的刻板印象还蛮一致的,觉得非洲工人懒、学东西慢,前一天还在,后一天可能就跑了……”这是锦豪第一次从雇主、商业的角度看非洲,“舅舅在非洲也是在中国人圈子里,但也许就像新疆一样,非洲也被妖魔化了。”

锦豪喜欢走走看看,而所见的偏见亦是普遍。高二暑假,他有机会到耶鲁大学参加一个“全球青年学者训练营”项目,在耶鲁的博士生带领下进行学术课题研究。与来自全球不同国家地区的三十几个同学的初见,就让锦豪有些“跌眼镜”。

 

▲ 耶鲁大学全球青年学者训练营合影(锦豪在最右)

 

“部分美国学生对非洲、中国等等发展中国家的看法,真的就是从来没有体会过处在发展中国家的人的感受,就是资本主义的气息在里面。”锦豪回忆,在大家一起讨论的时候,一个美国学生认为,美国的企业把工厂开到东南亚,是牺牲了美国本地的经济造福东南亚当地。“一个印度同学听了感到很奇怪,我也一样。”锦豪有些无可奈何,“这些人自己身处优越的环境而不完全理解,东南亚的工人们过着怎样的生活,完全不知道这些美国企业如果不去东南亚建工厂,就要赔死。”

在最后的学术研究中,刚从非洲调研归来的锦豪提出了“中国在非投资与贷款对非洲的影响”的课题方向。两周的时间里,小组完成了一份数据、文献支撑都十分充实的学术研究,梳理了中国在非洲投资的内在逻辑、状况和发展。

 

▲ 与小组成员的合影(锦豪在最右)

 

由耶鲁博士生担任的项目导师,给了他们很高的评价。“同组的两个美国同学,也看到了西方妖魔化报道背后的中国和非洲,还是蛮有趣的。”

而对于改变偏见,锦豪坦言:“短时间的一个事情,可能改变不了长久以来的根深蒂固的东西。”不过始终走在路上,总归是好的。

从创业到非洲 挖掘世界最后“蓝海”的共享经济故事

刚到在杭州外国语读高中的时候,锦豪在杭州这个“新型智慧城市”,正赶上共享经济掀起的新风潮——滴滴打车刚刚起步,各种商业大戏轮番上演,受从商父母的影响,对商业和经济感兴趣的锦豪也想要试水一波“共享”。

他和两个学长创建了一个名叫Foci的共享信息平台,帮助准备出国留学的学生对接更多社团、课外活动,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平台风风火火建了起来,却因找不到可持续运营的模式而陷入困境。

后来,他又联系到一位来自自己的梦校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的副教授,围绕着「共享出行到底是不是“创造性毁灭?”」的话题,第一次尝试去做一篇研究论文。

这一做就是半年多,但初出茅庐的锦豪从学术文章格式到研究方法、各种细节都始终感到吃力。

“虽然这两件事投入都很大,结果也没那么满意,但我知道这有意义。”锦豪认识到,自己还存在除了职业化的商业道路之外更多可能——比如深入的研究和观察这种新经济形态。

而到非洲做调研,恰恰是一个新的开始。

“这是时代的一个趋势,很多国家希望通过这个模式提高经济效率。中国的共享经济发展有很多意外转向,更想知道在其他地方是什么样子的。”

 

▲ 在肯尼亚共享出行公司Taxify调研 摄影 | 锦豪

“在确定共享经济课题后,我让他在国内先做一些调研,再过来就有一些对比。”阿光回忆,“他是真正做了功课、做好了充足准备来非洲——很多孩子你在他来之前跟他说在国内做一些研究,就只是应付一下,不会真的去做。”

“我们运气太好了!”说起非洲的调研锦豪语调明显高了起来,“刚刚下飞机!黄老师打Uber带我去住的地方,我们就从司机口中得知,他们第二天有个大罢工!”

第二天,黄老师带锦豪直奔罢工现场。当天是2018年7月2日,内罗毕优步(Uber)、Taxify等共享出行公司旗下超过3000名网约车司机停止接单——这对于公共交通并不发达的内罗毕来说,无疑是个大麻烦。在罢工现场,锦豪目睹了司机罢工前的集结,采访了工会主席和现场参与罢工的司机们。

“结束之后黄老师突然说,‘欸,我们可能是唯一一个见到这场罢工的中国人,不如写篇新闻稿!’然后我回去快马加鞭赶出来一篇文章。”不久,文章便发布在21世纪经济报道上。

为了能接触到更多一线的共享出行参与者,他“沉浸”在打车聊天的“事业”中。

“每天为了坐车而坐车,不过内罗毕真的太堵了!也算见识了东非一线城市的拥堵,我甚至回来建议学建模的同学去想办法优化一下那边的交通。”他打趣道,“不过堵车有利于我采访,所以还是堵的很开心。”

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锦豪最后采访了将近20个司机,“没想到的是司机们都非常好,几乎知无不言,也很愿意告诉我特别私人的问题,比如他开车赚钱是为了养家,家人的情况是怎样的。”

他还对肯尼亚不同阶层的民众进行了随机访谈,得知在过去,叫车又贵还可能要等上半小时,而现在叫车价格便宜了一半,等车时间也缩短了。

此外,阿光又带锦豪采访了Uber的当地办公室,以及其它许多著名共享经济平台,包括肯尼亚最大的线上众筹公司M-Change、人力信息共享型公司Lynk等等。

 

▲ 在肯尼亚Uber办公室外,最左为锦豪,最右为阿光

 

与Lynk的创始人兼CEO的采访,让锦豪印象很深。这家社会企业,致力于帮助肯尼亚非正式劳工对接工作机会。“他们非常有意思,我们聊了整整一个下午,虽然我研究的是共享出行,但我不想浪费这段很好的故事,于是我又写了一篇关于Lynk的文章。”

阿光对锦豪的效率和认真程度都印象深刻,“每一个调研对象,他都会认真地去准备访谈的提纲,而且真的可以做到像黄老师要求的那样,问对方一个小时都不会停,不太需要我们去逼着他想、帮他去提问。”要知道,黄老师的“魔鬼”要求是学生们的噩梦,而锦豪似乎乐在其中。“我是属于比较有想法的,灵感一来就停不下来。”锦豪笑说。

每天,他回到住处就立刻开始整理采访资料,甚至当天就把稿子写出来。有些心急的他常常是熬夜写完一稿,第二天采访发现了新的东西,回去便开始重写,“虽然在内罗毕每天都熬夜,可熬的还挺舒服的!”

 

在“不对称”的世界里,做点什么

离开非洲之前,锦豪基本完成了两篇中文、一篇英文调研文章,远远超过了同龄的学生。然而非洲留给他的,却不仅仅如此。

“两个礼拜过的好快,太享受在内罗毕的时间——每天学很多东西,每天不断在用学到的东西。”锦豪说,“黄老师要我随时准备好各种的问题去问别人,我以前要坐车肯定不会主动和司机搭讪,现在却可以更自如的应对各种情况。”

除了共享经济之外,锦豪也开始有了更多的思考,“非洲有这么优秀的自然条件、资源,为什么没办法成功发展起来?好像开始感兴趣这背后政治、经济各种因素。”

 

▲ 与中南屋的实习生们在马赛马拉

在非洲调研时,正值动物大迁徙的季节,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聚集在肯尼亚著名的马赛马拉国家公园,期待一份“好运气”能够看到壮观的斑马、角马迁徙的盛况。

结束调研的锦豪跟随中南屋的实习生们也加入了游客大军,在“调研后遗症”的驱使下,他一边玩一边也在观察那里的社会环境。

“在我们住的特别豪华的游客营地旁边,就是当地马赛人很破的小房子,小孩子光着脚走在沙子石头上,伸手给游客要钱。”锦豪回忆道,“这里有的人过着很奢侈的生活,有的人还极端贫穷,这给了我很多思考。”

事实上,锦豪一直格外关注这种“不平等”,尤其是经济、商业的角度的“信息不平等”。那时正值美国大选、Facebook盗取信息事件闹得沸沸扬扬,他第一次意识到,信息具有如此大的价值。

“我以后想学经济,就在想能不能从经济学的角度去思考这件事。”锦豪说,“其实归根结底还是信息不对称造成的——人们不知道自己的信息有这样的价值。那我们说不定可以给个人隐私标个价?”

他想起了曾在相关讲座认识的一位纽约大学社会学教授,便联系了他指导数据的采集和分析。与另一个同学合作,他们花了三周时间整理了将近400份数据,在中国裁判文书网把个人信息有关判罚中显示的信息数量和类型、政府的罚款程度、判刑年限等信息整理下来,并依据这个衡量各种信息的价值有多少。

前前后后持续了半年,最终他们的研究摘要被一个权威学术机构“亚洲社会心理学学会”的年会采纳,主办方还邀请他们届时到台北,在各方专家面前进行展示。

 

▲ 在耶鲁期间的锦豪与外国同学

 

在此之前,锦豪还曾参与过一个公众号建设,同样关注“信息”的衡量。“当时发现英国脱欧和美国大选,西方社会的人投票很玩味,完全不了解投票会产生什么影响,于是就想做一些事情让大家意识到,周围信息的重要性,错误信息会带来什么影响。”在公众号里,他们普及简单的经济学知识,转化成有趣的故事,帮助大家在生活中处理生活中的信息。他们的实践在比赛中得到了北京大学教授的认可,可不管是去企业还是和同龄学生介绍,似乎大家都不能理解做这件事的必要性。

“感觉要走的路还有很长。”锦豪说。

去年冬天,他如愿收到了自己的梦校——美国顶尖文理学院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的邀请。这间小规模教学、师生关系紧密的文理学院,除了提供研究型的课程,还有其它文理学院不具备的实践性课程。

“之后可能会选择偏学术研究的‘哲学、政治学与经济学’(PPE),也可能是更偏职业化的经济学与数据科学专业方向。”锦豪说,“还是希望有更多机会去试错吧!”

或许是用“经济”和“数字”思维参与到探讨世界发展的行列,也许是用商业或科技的手段创造更多“平等”的共享经济。

锦豪也期待带着更多专业知识再来非洲,见证属于非洲的阿里巴巴的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