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长春，从小在上海长大和读书。高二那年寒假，决定申请美国大学的我得知了一个去非洲做学术调研活动的机会。
因为父母从事与国际贸易相关的职业，我对在新闻里以及父母常常提及的中国和非洲紧密的合作与来往十分感兴趣。越来越多中国人走进非洲，所以我特别想去这片神奇的大陆看一看。
年少的时候我跟随父母去过世界很多地方，这次却是第一次独自一人前往发展中国家。忐忑地向父母表达自己去非洲的愿望后，没想到他们特别支持。叮嘱我一番后，父亲还与我分享了许多他以前生活在东部非洲坦桑尼亚的趣事：
他第一次去坦桑尼亚的时候，忘记打疫苗，为了不在当地打疫苗，他在机场的保安眼皮下逃走；他也曾在国家公园里，离狮子只有十步远的地方悠闲地喝下午茶。
父亲的描述让我对我的旅行也充满了期待，急切地想走出去，看一看自己能和肯尼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能否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初识肯尼亚”
去之前，我知道非洲肯定与西方媒体所展示的形象有所出入，但脑海里很难勾画出一副完整的画面来，只能联想到坑坑洼洼的马路和破破烂烂的房子。但到了肯尼亚，我发现这里和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样。
城市里不乏高楼大厦，也有咖啡厅、国际品牌和大购物商场。最让我吃惊的是巨大的贫富差距——我们在肯尼亚的消费比在国内还要高出许多，但在一般的街区以及贫民窟，他们的生活环境和水平和我们日常接触的大相径庭。
我调研的课题是中国企业在肯尼亚的劳工问题和劳工纠纷，中南屋的黄老师是教我田野调研方法的辅导老师。我还记得我母亲曾经和一个在非洲开公司的中国人聊起劳工问题，那个人回答她：“啊，就是去年因为工伤死了个黑人嘛。”母亲后来跟我说：“你看，在非洲的中国公司对当地雇员还是这么原始的态度。”
当我在肯尼亚的中国工地上和当地雇员聊的时候，我问他们：“你们每天这样工作累不累？”这些肯尼亚人说：“中国人总是在工作，他们太勤奋了。但对于我们来说，我们更想享受每天的生活。”在我们的沟通中，我发现大多数当地人可能习惯拿了工资之后就去喝一杯，翘两天班再去上班——他们和中国员工的工作理念就有所出入。
这巨大的文化差异、语言交流的隔阂、企业管理方式的不同让中国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经常遇到劳工问题。
“不是调查，是调研。”
刚开始做调研的时候，黄老师带我去一个中国餐厅吃饭。黄老师说：“你可以找中国餐厅的老板模拟一下，如果你见到一些企业高管或者是工头，你要怎么跟他们聊？”
“你好，我是来调查你的劳工问题的。”我走到老板面前这样开口，差点引发了不必要的误会。黄老师赶忙在旁边纠正我：“不是调查，是调研。”
后来我渐渐学会在调研的时候先和他们唠唠家常，介绍我们是中南屋以及我们正在做的事，在和他们建立较为熟悉的关系之后，再引入劳工话题。在无数次出错环节中，我慢慢摸索学习如何向陌生人做一个专业而有亲和力的自我介绍，如何在聊天中准确地获取自己需要的信息。
尝试从各个方面了解中国企业在肯尼亚遇到的劳工问题，黄老师和我带着安全头盔跑遍了肯尼亚各大建筑工地，了解本地员工的诉求；换上西装敲开劳工部的大门，了解官员手上中国企业的案例以及他们在处理案件方面的困惑和难处；穿梭在钢筋水泥之间，与中国工头们一起交流讨论，了解他们管理当地员工的种种不易。经过大量采访后我将自己的观察写成了一篇英文文章，发表在国际中非关系领域的权威平台上并获得了美国主编的采访。
对于高二的我来说，在非洲做学术调研是一段神奇而又特别酷的经历，让我第一次和发展中世界建立了奇妙的联结。我还记得有一次我去中国公司在肯尼亚修建的大型购物商城工地上做采访，遇到一个当地人，短短聊天过程中他特别热情地向我介绍肯尼亚文化，后来我回国之后我们还一直在脸书上保持着联系。尽管走过很多国家，那是我第一次感觉和当地人距离如此近。
离开的时候，我在朋友圈里写道：“在肯尼亚的生活充满惊喜。”
“非洲虽然不够发达，但它给你的机会特别多”
“非洲这段调研经历对我有用，但我同时也想真正为非洲做一些事情。”
我觉得很多学者去到一个地方进行了一系列的调研，和当地人建立了比较深刻的联系，调研结束他们就离开了，把自己的调研成果发表，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但他们以后可能再也不会回到曾经调研的村庄，和村民有进一步的沟通。虽然他们因为发布了这样的调研让更多人关注到了这样的话题，但是对于我来说，非洲这段调研经历对我有用，我同时也想真正为非洲做一些事情。
于是高二暑假我再一次来到肯尼亚，不是以观察者而是以实践者的身份，尝试帮助肯尼亚劳工部解决中国企业在当地的劳工问题。
你也许无法想象当地的政府机关怎么会把所有的中企劳工案子都交到在他们眼里像小孩子的两个“弱女子”身上，也无法想象中企的长辈们怎么愿意相信和支持我们的工作。但是黄老师曾经说：“在非洲，没有什么不可能的，而且做什么你都是第一人。”
是的，非洲虽然不够发达，但它给你的机会特别多。
我和我的助教兔子姐姐在没有任何关系和介绍的情况下，敲开劳工部的大门，成功见到了劳工部部长和其他工作人员，和他们交流我们在中国企业中的调研发现，并真诚地表达了我们希望帮助他们解决问题的意愿。一个劳工部的官员激动地拉着我说：“我给中国公司打了好几次电话，他们都说要来。问他们要资料，虽然说要给但是最后都不了了之，我对于这些案件非常头疼。”
真的没有什么不可能的——我成为了肯尼亚劳工部的特别助理。那是我少有的如此喜欢并希望做成一件事情。
我们的日常工作就是坐在劳工部办公室里和前来投诉的非洲员工面谈，了解他们的基本工作情况、为什么被辞退、想要多少赔偿。了解他们的需求后，我们开始查证他们的工资单，确认他们是正式工还是临时工，根据肯尼亚劳动法算出他们理应得到多少赔偿。
我还记得肯尼亚劳动法规定的是公司在辞退员工前一个月左右需要给员工辞退通知，很多中国公司可能不知情就直接辞退员工。在收集齐资料以及确认员工诉求属实之后，我们会带着这些材料去和中国公司沟通，并让中国公司提供相应的资料。最后我们把中国公司相关负责人和投诉的员工一起叫到劳工部，和他们一起当面确认材料和赔偿。
处理了一些中国公司劳工案件之后，我们发现中国公司的管理人员对肯尼亚劳工法所知甚少，比如说对于提前几天要给辞退通知、正式工和临时工有什么区别、如果临时辞退员工需要给多少补偿他们完全不了解。我觉得与其等到当地雇员去劳工部告中国公司，还不如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于是我和兔子姐姐将协助劳工部处理案件过程中学到的实践知识制作成肯尼亚劳工法指南，发放给中国公司管理人员。
这本小册子随后在中国企业间流传，成为了那个夏天我留给肯尼亚最美的小礼物。
“虽然不知道未来的具体方向，但唯一确定的是我要做一些有意义的事。”
我记得我第一次去中南屋的时候和黄老师聊天，我说我来非洲只是想体验一下社会企业是什么样子，之后肯定是要去一个大公司，找一份稳定的工作，生儿育女。现在回头看我成长的轨迹，好像从第一次走进非洲开始我就被黄老师潜移默化地影响和改变了。当时我去的时候中南屋刚成立，财务状态并不是很好，企业也还在摸索盈利模式，但是我能感受他作为创始人的热情、纯粹和坚持。我从那时候就开始憧憬着未来去做一些我真正热爱的或者能为他人带来改变的有意义的工作。
今年8月，我又再一次回到非洲。这一次我参加了一个服务社区的社会企业实践项目，地点在加纳。
每天上午我给孩子们讲述中国传统故事。加纳乡村的电视机大概只有巴掌那么大，也没有智能手机，对外界的了解十分匮乏，他们甚至都不知道中国在哪里，以为在欧洲，甚至有学生认为日本是中国的首都。中国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国家。但十分可贵的是他们愿意去了解和学习。当我教他们嫦娥的故事、花木兰的故事时，他们学得非常开心，还会在课下主动让我教他们更多中文，怎么使用筷子和毛笔。
下午我们在社区做调研，跟我之前在中南屋做的调研很像。我们设计社区的可持续发展以及盈利模式并在项目最后做小组展示。我十分惊讶的是现在来非洲做项目的同学都非常有思想和非常聪明，我是以学姐的身份和他们一起过去的，但也从他们身上也学到很多东西。
也许第一次去非洲是抱着申请学校的实际目的，但这三段非洲旅程已经一步步为我打开了新的人生大门，我也真的爱上了非洲。
“非洲给我的烙印”
今年秋天，我顺利开始在美国顶尖文理学院Amherst的学习。接下来我想在大学里修一门非洲舞，还想大三的时候去一个非洲国家交换。虽然现在也不知道未来的具体方向，但我唯一确定的是我要做一些有意义的事。
从上海到非洲再到美国，我觉得人生就是一场实验。也许，不要把自己局限于眼前的事情，多尝试，多经历，探索更多的自己，这样，在不断探索的过程中，我们才能慢慢了解自己，找到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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